庸，古国名，出自帝颛顼，据载曾随同周武王灭商，为牧誓八国之一。民间有“上古东方斯巴达”之称。春秋时，是巴、秦、楚三国间地位较高实力较大的国家。建都上庸(今湖北省竹山县西南)。公元前611年，为楚、秦、巴三国所灭。

　　庸国势力范围最大的时候，北抵汉水，西跨巫江，南接长江，东越武当，面积在4万平方公里以上。

　　庸，中华汉族先民古国名。古庸国所处的长江中下游流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一个发祥地，与黄河流域的古殷商之地一样，同是中华汉族文化之摇篮。古庸国曾经盛极一时，建都上庸(今湖北省竹山县西南一带)，《括地志》载：“方城山，庸之都城。其山顶上平，四面险峻，山南有城，长十余里，名曰方城。”

　　庸作为国名首见于《尚书·牧誓》：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由此可见，庸国是当时武王讨伐商纣联军的主要部分，排在蜀，羌等国家的前面。

　　庸国不仅国力强大，其爵位也很高。《礼记·王制》说：“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仪礼》说：“同姓大国则曰伯父，其异姓则曰伯舅。同姓小邦则曰叔父，其异姓小邦则曰叔舅。”“其在东夷北狄西戎南蛮，虽大曰‘子’。”庸国国君世代为侯伯，其他诸侯国“虽大，爵不过子，故吴、楚及巴皆曰子”。周时分封制度是严格的，非伯者不能称其为诸侯，故楚子威逼周王室给其封号，“欲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

　　庸为伯爵，说明其地位很高，也充分证明庸国的强盛。

　　庸国在商朝时期，是群蛮之首，湖南西北部、湖北西南部的“百濮”都归集在庸国的麾下，这与庸国在当时的政治军事实力和威望是分不开的。庸国在春秋时期称雄于楚、巴、秦之间，曾打败楚国几次入侵，以至于给楚国造成迁都的威胁。最后的庸楚之战，楚如果不联合巴、秦，单靠某一个诸侯国想灭掉庸国，几乎是不可能的。

　　公元前611年，楚国遇上严重灾荒，饿死不少百姓，楚庄王在韬光养晦“三年不鸣、不飞”。楚之四邻乘其危难群起攻楚。庸国国君遂起兵东进，并率领南蛮附庸各国的军队会聚到选(今枝江)大举伐楚，楚国危在旦夕。

　　楚庄王火速派使者联合巴国、秦国从腹背攻打庸国。公元前611年，楚与秦、巴三国联军大举破庸，庸都方城四面楚歌，遂为三国所灭，楚王实现了“一鸣惊人”的壮志。

　　疆域

　　事实上，商汤至周早期的庸国疆土还应包括现今的荆州市及荆门市的南部到今钟祥一带。楚国国都原本在丹阳(今湖北襄阳市保康县、另有河南淅川说)。今天所说的楚国都城郢(现荆州市北纪南城)，原本应为庸国所属，后被楚国侵占。庸国的南部包括今天重庆的东北地区，含万洲、开县、梁平以北各县。《读史方舆纪要》记载：“四川首州府，周庸国地……四川大宁、奉节、云阳、万县、开县、梁山(今重庆梁平)皆其地也。”庸国的西部应包含现今的陕西省汉中市大部分属地。《华阳国志·汉中志》说：“(汉中)本附庸国，属蜀。”也就是说，汉中原本是庸国属地。庸国的北部包含今天的湖北郧西县、陕西旬阳县及商洛东部。郧西县古称上津县，隶属金州(今安康市)。《太平寰宇记》、《舆地纪胜》都说，金州“于周为庸国之地”。在史书的记载中，陕西商洛一带在夏商时期的归属并不明了。大概其东部部分地区也属于庸地。据《魏书》记载：“皇兴四年置东上洛，永平四年改为上庸郡。辖商、丰阳二县。”上庸郡就是商洛东部丹凤、商南、山阳一带。名为庸郡，可能与曾经是庸国属地有直接的关系。

　　兴盛

　　庸国在春秋之前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岁月，其建国历史具有连续性、稳定性。庸国在夏时，或最迟在商时就已经成了较为统一、相对稳定、中间无间断的国家。如果从夏时算起，就有1700多年的历史，如果从商算起，也有1100多年的历史。

　　《史记·周本纪》载：周文王死后，他的儿子发继位，是为武王，迁都于镐(在沣水东)。这时，商纣王正在对东夷用兵，损耗很大，国内的各种矛盾日趋尖锐。据《牧誓》，在这种情况下，周武王联合西土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等族和方国，并亲率“戒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

　　庸列于八国之首，应为西土大国。古籍中庸、鄘为两个国家，庸立国早于鄘。周的地方行政制度是“分土封侯”制。周天子把国都附近的地区划为王畿，由王室直接统治。王畿以外的广大地区分封给许多诸侯，各建邦国。牧野一战胜利后，周武王将商的王畿划分为邶(朝歌以北)、鄘(朝歌以南)、卫(朝歌)三个区，并由武王之弟管叔鲜驻卫、蔡叔度驻鄘、霍叔处驻邶分别进行统治并监视武庚，史称“三监”。武王罢兵之后，仍回到镐。可见庸建国先于鄘，在商朝即有之，而鄘始于西周的划分王畿。西周“分土封侯”主要有三种类型：一为周王的同姓(姬姓)亲属，三为功臣，三为古帝王之后，实际上是其他一些较强大的部落和方国首领。《荀子·儒效篇》曰：“周初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参加武王伐纣、列为西土八国之首的庸国是否封侯，未见史料明确记载，但从春秋战国时期的史料记载中可以确认庸仍为西土大国。

　　庸国疆土如此之大，在春秋前期少有。疆域广大的庸国并非是徒有其表，其国力也非常强大，地位、声望都很高。说“楚之附庸”，说庸人就是楚人，有的归其为“诸巴之一”，其附属之说实属对历史的误读。相反很多西南少数民族国家附庸过庸国。

　　国力

　　庸国在商朝时期，湖南北部、湖北西南部的“百濮”都归集在庸国的麾下，这与庸国在当时的政治军事实力和威望是分不开的。

　　庸国不仅国力强大，其爵位也很高。《礼记·王制》说：“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仪礼》说：“同姓大国则曰伯父，其异姓则曰伯舅。同姓小邦则曰叔父，其异姓小邦则曰叔舅。”“其在东夷北狄西戎南蛮，虽大曰‘子’。”庸国国君世代为侯伯，其他诸侯国“虽大，爵不过子，故吴、楚及巴皆曰子”。周时分封制度是严格的，非伯者不能称其为诸侯，故楚子威逼周王室给其封号，“欲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庸为伯爵，说明其地位很高，也充分证明庸国的强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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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

　　古庸国国都所在地的周围的地域，现今竹溪、竹山，极其相邻地区平利、镇坪北部、旬阳、郧西，其方言、口音基本相同，现代汉语均归属一个方言区。这一方言暂以竹溪方言为代表，这种方言的形成肯定需要相当长的一个历史过程。一个氏族、一个部落的方言能够稳定下来，并延续不断的同化外来人口的语言，其本身方言的形成少得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竹溪地方话的形成，并且能长期延续下来，而且周邻地区方言与竹溪话基本相同，只是某些口音有差异，其主要原因，很可能是受古庸国语言文化的影响。

　　葬俗

　　庸国丧葬文化的独特之一是岩葬，即“悬棺文化”。悬棺一直是史学家研究的重要课题，有些迷底长期无人揭开。古庸国人有岩葬文化的传统，有岩屋的地方直接把棺木放进岩屋内，没岩屋的地方将悬崖凿个洞穴放进去。在竹溪河流域，两岸悬崖上至今仍保留着一些洞穴，当地人称之为“老人洞”。最近在水坪镇洛家河一洞穴中还发现了完整的人骨。这些洞穴即古人丧葬之用。当地还流传着一种传说：古人见人老了便死，而蛇在洞中蜕一层皮就变年轻了，觉得不公平。请求上天变“人死蛇蜕壳”为“蛇死人蜕壳”。上天答应了请求。于是人老了睡进洞中蜕一层皮又重返年轻。不料这样下去人满为患，古人只好又请求上天恢复原样。以上的民间传说与竹溪岩葬风俗有紧密联系，老人洞事实上就是老人死后的丧葬之地。古庸人最初风行岩葬，后来变为人造洞穴，再后来逐渐演化为土葬。而岩葬的棺木、尸体大多年长月久风化烟灭。岩葬文化一直延续到明、清时代，甚至到现代其风俗仍未完全破灭。庸人有岩葬的风俗，就不难解，庸国立国千年，为何未发现古庸人王室墓穴的疑团。

　　庸国丧葬文化的另一个独特之处是“打夜锣鼓”，又叫“唱孝歌”。打夜锣鼓一般有两人或三人，一人系鼓，一人提锣，围着棂柩迈着慢慢舞步，边走边唱，一应一对，或后随一人跟唱。发现于神农架林区的《黑暗传》，现被称之为汉民族第一部叙事史诗，实际上是流行于江汉中西部地区民间的打夜锣鼓歌词唱本。《黑暗传》不是出在某人某时某地，而是古庸国人世代文化延续的结晶。

　　巫文化

　　古庸国是中国巫文化发祥地之一。长江三峡的巫山古称灵山。《山海经·大荒西经》称灵山有十巫，今已被证明都是早期的庸人。其后，十巫中最强大的“巫咸族”建立了一个“巫咸国”(在今天的巫溪县一带)。十巫中，巫咸、巫彭都曾为商王太戊的大臣。巫彭精通医道，巫咸除精通医道外，还精通天文、乐器。巫咸、巫彭所研究的医道、天文、乐器等，对中华文明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庸国所属江汉西部各地，明、清以前均有“民多信巫”的记载。至今这些地区仍然保留着许多巫文化，而且其使用的巫术也基本相同。这些巫术由来已久，根深蒂固。巫文化的另一方面，就是中草药文化。鄂、渝、陕边境地区民间中草医颇具地方特色，积累着宝贵的经验。这恐怕同上述巫术一样，与古代庸国巫文化的延续和发展是分不开的。

　　音乐

　　庸人还能歌善舞，并发明鼓等乐器，因此古人有时将大鼓称为“庸鼓”。庸人善于歌舞，在《诗经》中可见其端倪。《诗经》中《江汉》及《墉风》中一些作品，很可能就出自庸风。世有“吉甫作诗”之说，尹吉甫为周武王的大臣，其出身地即庸国的附庸之地麇国。庸国的歌舞后来发展成山歌、戏剧。两竹高腔、薅草锣鼓、闹房花鼓调，主要源头就在古庸国的歌舞。

　　茶文化

　　早在商、周时期，庸国人就发明了茶叶和生漆，并将茶叶、生漆作为贡品。作为庸国都城上庸所在地而言，唐宋之前的确少见茶叶的历史记载，但并不等于这里就不出产茶叶，也不等于庸国不是中国茶叶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华阳国志》中所记：“上植五谷，牲具六畜，桑、蚕、麻、纻、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皆纳供之。”其所说的漆、茶叶产地“巴”，实际上包含庸国的三峡地区，即后来的峡州、夷州等地。在三峡一带，庸人的茶文化后被楚人所继承。陆羽在《茶经》中称：“其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伐而掇之。”《茶经》所记载的“八之出”山南六州，其中金州、峡州即全部或部分为古庸国属地。《广雅》曰：“荆巴间采茶作饼成，以米膏出之。若饮先炙，令色赤，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葱、姜芼之。其饮醒酒，令人不眠。”

　　盐文化

　　庸国还是中国盐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古庸国的富强与其地产盐有很大关系。早在夏商时期，庸人就开发了盐泉，用以煮盐，并打开了通往楚国、秦国等地的盐道。秦地少盐，楚灭庸后占领了庸人的盐泉，籍以控秦，秦国则派白起占领了鱼邑之地，夺取了盐泉。据史书记载，秦楚战争，首先就是从争夺庸人盐资源开始的。

　　科技

　　在科技方面，庸国盛产五金，是铸钟大国，掌握着先进的青铜技术，因此又被称为“镛人”。商代的许多鼎器、大钟都是庸人的杰作。同时，庸人又因善于筑城建房而被称为“墉人”，周朝统治者就曾请庸人在洛邑(今河南洛阳王城公园一带)建造都城，竹山县古庸方城遗址的城墙历经3000余年风雨侵蚀，仍然屹立不倒，这些足以证明庸人的建筑艺术确实高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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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折

　　《左传·文公十六年》记载：“(公元前611年)楚大饥，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今房县南、神农架东南地区，《读史方舆纪要》卷九十七湖广五房县房山条云：“阜山在县南百五十里。”)，师于大林(今湖北省荆门市掇刀区响岭岗)又伐其东南，至于阳丘(今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灌溪镇阳丘村)，以侵訾枝(今湖北省宜昌区枝江市)。庸人帅群蛮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于选(今湖北省宜昌区枝江市境内)，将伐楚。于是申、息之北门不启。楚人谋徙于阪高(今湖北省宜昌市当阳县与荆门市掇刀区之间)。蒍贾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与百濮，谓我饥不能师，故伐我也。若我出师，必惧而归。百濮离居，将各走其邑，谁暇谋人?”乃出师。旬有五日，百濮乃罢。自卢以往，振廪同食，次于句澨(今湖北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县镇)。使卢戢黎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子扬窗，三宿而逸，曰：“庸师众，群蛮聚焉，不如复大师，且起王卒，合而复进。”师叔曰：“不可。姑又与之遇以骄之。彼骄我怒，而后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陉隰(今山东省德州市临邑县)也。”又与之遇，七遇皆北，唯稗、鯈、鱼人实逐之。庸人曰：“楚不足与战矣。”遂不设备。楚子乘驲会师于临品(今湖北省十堰市丹江口市汉江南侧)，分为二队。子越自石溪(今湖北省十堰市丹江口市六里坪镇官山河)，子贝自仞(今湖北省十堰市茅箭区小川乡伏龙山)，以伐庸。秦人、巴人从楚师，群蛮从楚子盟，遂灭庸。”

　　白话

　　《左传·文公十六年》记载：“公元前611年，楚国发生严重的饥荒，西戎从西南方向杀来，到达东南部的阜山，在大林会师。然后再从东南方向杀来，到达西南部的阳丘，以便声东击西肆意侵犯枝江。庸人率群蛮背叛楚国。麇人率领成百濮族汇聚在选。准备讨伐楚国。于是申、息两国的北城门不开启。楚人打算迁都到阪高。大将蒍贾说：“不可以。我们能去，戎寇也能去。不如讨伐庸国。他麇人与成百濮族，以为我方饥荒不能出师，故此讨伐我们。若我出师，必定畏惧而回。成百濮族离开居所，将会各自跑回自己的家乡，哪还有心为别人着想?”于是出师，大概有五天，成百濮族就散了。自那以后，赈济粮食并吃同样的食物，派卢戢黎领兵侵入庸地，到了庸国都城。被庸人逐出城。其子卢扬窗被囚禁，三夜后他逃了回来，说：“庸军人众，不过是一群蛮戎聚在一起，不如再派大军，并启用大王的卫兵，合力进军。”师叔潘尪说：“不可行。你再相遇要让他们感到骄傲，对方骄傲我方愤怒，而后才可以攻克。先王楚厉王蚡冒也就是这样征服陉隰的。”后来又与庸军相遇，此次碰面均败北，唯有稗、鯈、鱼三族群在追击楚军。庸军说：“楚军不能力与他们战斗了。”因此不加以防备。楚人乘驿站马匹在临品会师，分划为两组队伍。子越椒率先头部队走石溪水道，子贝率后续部队走仞山小道，前去偷伐庸国。秦军、巴军跟从楚师，诸群蛮族加入楚人阵营，最终灭掉了庸国。”

　　灭亡

　　本来楚国的亡国危机转变为侵略者的亡国之路，楚庄王派蔿贾领兵抗庸，联合秦巴两国围攻庸国都城上庸，迫使庸军撤军，化解了战事危机，还让庸国付出了亡国的代价，贪婪的秦国和眼急的楚国连同巴国一起瓜分了庸国。灭庸后，楚置上庸。

　　梁启超曰：楚庄王即位三年，联秦巴之师灭庸，春秋一大事也。巴庸世为楚病，巴服而庸灭，楚无内忧，得以全力争中原。上庸作为战略要地，于秦楚之间几易其主。

　　后记

　　《资治通鉴·周纪三》载：赧王三年(前312年)春，秦师及楚战于丹阳。楚师大败。斩甲士八万。虏屈匄及列侯执珪七十余人。遂取汉中郡。楚王悉发国内兵以复袭秦，战于蓝田，楚师大败。韩魏闻楚之困，南袭楚，至邓。楚人闻之，乃引兵归，割两城以请平于秦。所割两城中，有上庸城。周赧王十一年(前304年)，通过秦楚和谈，秦国将上庸之地还于楚国，楚分置上庸郡和汉中郡，上庸郡治上庸，汉中郡治西城(今陕西安康市)。周赧王三十五年(前280年)，秦伐楚，取楚之黔中，并用交换方式以黔中换取了上庸和汉北地。秦用上庸作为水陆并进攻取楚都的战略重地，《郧阳府志》载：唐朝时上庸农夫修塘掘出“白起伐楚由此赵兵”。《史记·秦本纪》载：秦昭王二十八年(前279年)，大良造白起攻楚，顺汉江而下，直取鄢(今湖北省宜城县)、邓(今湖北省襄阳县)等楚之腹地;二十九年(前278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郢为南郡，迫使楚迁都于陈。上庸设县一般认为始于秦始皇，实为楚庄王灭庸之时。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秦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在庸地设上庸县，隶汉中郡，属梁州。是年，在庸地建保丰市。但据张培王《郧阳古国》考证：公元前616年楚灭麇，于锡穴建县;公元前611年楚灭庸，于庸水置上庸县，因庸在楚北，古人认为北为上，故称上庸县。上庸设县一般记载始于秦朝，若从楚国设县的历史研究来看，应在楚庄王三年(前611年)。可见楚灭庸前，庸为国;楚灭庸后，庸设县。

　　古庸国遗址应在长江之北，汉江之南，堵水之滨，今竹山县西南的田家坝两河口，即堵河干流的起始点。《竹山县志》(1865—1993年)载：堵河，史书称堵水，一名庸水，亦称武陵水。堵河北源竹溪汇湾河，南源官渡河。堵河干流自两河口东流经田家坝、潘口、城关、三台、楼台、文峰，至沧浪乡庵场村尼姑河口出境，在郧县辽瓦乡西流河口注入汉江。《水经注》：堵水又东北经上庸郡，故庸国，《春秋》文公十六年(前611年)，楚人、秦人、巴人灭庸，灭之以为县，属汉中郡，汉末又分为上庸郡，城三面际水。堵水又东经方城亭南，东北历嵾山下，而北经堵阳县南，北流注汉水。从中国历史地图标示看，古庸国故址位于今竹山县西南部的堵河南北两大支流的交汇口。实地察勘，田家坝镇分为南、北坝街，我们在北坝村看到了“北坝窑场遗址”。这里地处苦桃河与堵河的交汇处的二级台地上，面积约5000平方米，考古人员曾在此发掘到新石器时代至汉代几个不同时期的文化遗物，有局部磨光的石器和鼎、鬲、豆、罐、盘等器型的陶器。同时在田家坝镇的观山坡发现了规模7200平方米的新石器时代的“姚园遗址”，在田家坝镇发现了规模50000平方米的新石器时代“黄土坡遗址”和规模2500平方米的汉代“南坝遗址”，以及规模40000平方米的汉代“腰店群墓”。而且在其西边有春秋时期的“楚子墓”，在其东边有新石器时代的“霍山遗址”。由上述可以确认：古庸国故址应在堵河干流经田家坝镇与苦桃河汇流后向东的大河弯处，这里有“三面际水”、“北坝窑场遗址”、“桃园遗址”、“黄土坡遗址”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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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庸国的历史记载随着楚、秦、巴三国灭庸之战烟消云散，庸人在逃亡的迁徙中也从历史中消失踪迹。从流传于今的张家界、湘西的地名中可以看到，从遥远的庸国迁徙而来的是一个庞大的族群，在与当地族群经过了最初的冲突后，他们融入了土家族的先民中，并为我们留下一系列地名：庸州、大庸溪、施溶溪、大庸滩、大庸坪、大庸口、庸水、武陵江……在鄂西、张家界、湘西更为广大的山林中。

　　史载公元前1059年，周请庸人筑都于洛邑，今竹山县文丰乡皇城村的古庸方城遗址的城墙历经三千余年风雨仍然屹立，表明庸人的建筑艺术的确很高;庸人又是史料中所称的最早饮茶的先民，“茶风源于巴山楚水间”。然而最为世人称道的是庸人的军事艺术水平，“惟庸人善战，秦楚不敌也”(《古代战事考》)。

　　商代，庸为侯国。定都于竹山城东南四十一里的方城山。《括地志》载：“方城山，庸之都城。其山顶上平，四面险峻，山南有城，长十余里，名曰方城”。《湖北通志》载：“方城天险之保障”。《民俗博览》载：“庸人好巫，端公疗疾，其效神验，乃上古遗风也”。在商代崇尚巫风祭祀的时代潮流中，堵河的巫文化得以张扬。

　　至周代，庸国因率群蛮伐纣有大功被封子国。《尚书》说：“武王兴兵伐纣，庸率卢、彭、濮等八国以兵相从。”灭商之后，庸国作为南方群蛮的领袖以军事实力奠定了，疆域也拓展为占有今陕西的山阳、镇安、柞水、安康、汉阳、紫阳、岚皋、平利、镇坪，四川的巫溪、巫山、奉节，湖北的竹山、竹溪、房县、神农架、兴山、姊归、巴东等县，即整个秦巴山区的大部为庸之辖属。国都仍在竹山的方城。

　　至春秋时代，庸国与楚国抗衡，东威摄楚国的崛起，西牵制秦国的扩张。庸人主要的敌人是楚国。楚国后于庸而崛起，有代庸而为“百濮之长”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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